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正规的股票配资网
在安三山的世界里，1000元很具体：在逼近40℃的日头天站三天，搬2万块砖，铲好几吨重的沙子和水泥。
所以，当听到坐在空调房里，写一篇作文就可以拿到这个数时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“一辈子都没碰到过这种好事。”
这是一个博主发起的街头挑战，安三山不懂这些，只觉得划算。不到一个半小时，他就写好了那篇800多字的作文《我的母亲》，握着千元现金满意离开。那时，他完全没想过故事的后续——作文被传到网上，“看哭了”无数网友，一夜之间抖音、快手上全是他，还上了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。
安三山偶遇街头挑战 图/短视频平台截图
那句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就像我的念想一样，一年年总也断不了”被反复品读，有人建议把作文纳入中小学课本。网上冒出不少素未谋面的“儿女”，逐字拆解他的写作技巧。也有人一本正经地分析，试图证明作文不是他写的。
安三山不玩网络，对这些反应迟钝。后来作文登上了报纸，村里不识字的老农都听孩子念过。一拨又一拨的人登门拜访，有大老板，也有出版社的编辑。他不知如何应对，只能不断重复：“我就是个农民。”
与网络上的热闹相比，太原火车站对面的马路沿上要安静得多。之前和安三山一起趴活的工友们，仍然会天不亮就聚集在此。提到安三山，他们才意识到，有几天没见到那个“不爱说话的小老头”。在这里，最近火遍全网的事实，就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，工友们大多没有听说过。
“啥？他还能写作文？”一位工友先瞪大眼睛，又撇了撇嘴说。
他们也没空琢磨。挑人的工头要来了，这是决定一天生计着落的关键时刻。没人注意到，安三山正在以一种大家从未想过的方式，被外界“看见”。
土墙
从太原一路向西，经杜儿坪进入西山，车子转过几个陡峭的发卡弯，再向上不断爬升到山顶附近，安三山家就到了。
原本不到一小时的车程，安三山每次都要用将近一天。带上干粮从太原火车站出发，倒两趟公交车后，再在半道拦上山的顺路车到家，这样全程只花两块钱。
安三山家在村子东南角。在成排的砖墙和铁门里，只有安家的院墙由泥巴和石块垒成，木棍绑在一起就是门。透过木棍间能塞进西瓜的缝隙，院内一览无余：三分地里种着西红柿、豆角和茄子。半米高的台阶上，是一新一旧两栋平房。
平日，除了鸡鸣鹅叫，村里人最常听到的，是三轮车偶尔驶过路面的摩擦声。但一个月前，这条柏油路两边停满了车，一度堵得“迈不开腿”，全是来看“作文大爷”的。村里院墙下拉呱的老汉见到外人，不等对方张口，就朝着安三山家指去。
安三山住在太原西山靠近山顶的一个村子，旅游公路穿村而过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那几天，安三山小院里外挤满了人，家里杯子不够，罐头瓶都临时派上了用场。围观者举着手机，拉近焦距，试图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独特之处，但大多失望而归——安三山太普通了，甚至有些不起眼。
他不高，身材精瘦，长一截的大号T恤让他显得更加瘦小；他也不像视频里那样白，皮肤黑黄，脸上皱纹就像西北的山，沟壑分明；那双写出《我的母亲》的手也和别的农民工没什么两样，指节粗大，因为被砸伤太多次，一根小指朝外翻着。他掌心的茧子厚，能拿得住装满开水的罐头瓶。
如果非要在他身上找出不同，迷彩裤下那双黑得锃亮、样式过时的皮鞋算是一个。安三山每天都闲不住，但这双鞋显然不适合劳动。
走红后，安三山有时会穿上洗得发亮的白体恤，踩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迎接客人，下身仍是不变的迷彩劳保裤 图/短视频平台截图
坐在镜头前，安三山咧嘴一笑，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，然后用方言一板一眼地自我介绍。他不是个健谈的人，提问在沉默和简单的回答中交替进行。关于作文是怎么构思的，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欣然作答。也有令他不快的“题外话”，母亲怎么去世的，埋在哪，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，他沉默以对。
来访者很快发现，安三山不是那种在镜头前事事配合的老汉。他谨慎地表达，带着很强的边界感。“在村里到处问”的做法让他生厌，“我家的事就问我不行吗？”
事实上，几乎每个到访者都曾被他拒绝过，他不断强调农民的本分，把自己与外界隔绝，“不想风风火火。”但不请自来者出现在他家门口时，也会受到客气对待。就像家里那扇门，他的世界也留有缝隙。作文火了之后，他总让儿子帮忙点开抖音的评论区，戴着老花镜一条条翻阅。
安三山声称专看“不好的”，但质疑、猜测的留言又会让他窝火。他不喜欢评论里夸他“像作家”的说法，那些评价《我的母亲》文字干净、情感真挚倒是能让他微微点头。
他抓起个儿子不要的本本，打算专门抄评论，并在扉页上记下了第一条：“知识分子的知识，应该用于理解和帮助，而非揣测和计算。”右下角，是评论者的昵称。
也有来访者说，他戴上老花镜时，像个知识分子。安三山对此反应激烈，仿佛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羞耻。
那个最常听到的问题也令他恼火：有没有想过，通过读书和写作改善生活？
“那是瞎想、幻想、白日梦。”他眉间的川字纹拧在一起，“不吃苦，不受罪，还能改善生活了？”
沉默
在太原火车站对面马路边的日结工里，安三山几乎是最能吃苦的一个。
对他来说，生活从来都是一道必须精打细算的算术题。三百块，是他给自己定下的日薪目标，意味着要抢最苦最累的活儿。
他做小工，给砌墙的大工递砖和灰（水泥）。干这活儿要快，保证脚手架上不能断料。脚手架比他高一头，每次发力脚尖要紧绷撑地。这活儿给年轻后生干，都要吃不消。砌墙的砖要提前洒水，一块三斤重，干一会儿汗就啪啪往下滴。一天下来，人累得躺在床上翻不了身。
他清楚，只有这个活儿，才能让他在支付完10块的床铺费、8块的饭钱后，有更多结余。这些收入是通往另一个目标的唯一路径：三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
这笔堪称庞大的支出，像一道缰绳，把他拴在这片尘土飞扬的劳务市场。它解释了安三山所有的选择：为什么只点土豆丝盖饭，为什么把没开封的矿泉水攒起来卖回给小店。为什么干完300块的活儿，如果第二天能爬起来，他还想再干一天三百的。在他的人生算式里，任何无法快速折现的事物，都是多余的。
每天四五点钟，太原火车站对面的劳务市场挤满务工者，交谈着当天哪里有活儿可干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就像在10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，潮湿阴冷，空气里混着体味、烟味和霉味。老板偶尔查房，曾撞见过他不一样的时刻——“他开门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一本一指厚的书看。”但那画面短暂得像幻觉。
作文火了后，很多人说他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。安三山也在下雨天没法出工时，到新华书店看过这部小说，但只是翻翻，“没看几页，因为没时间。”
他不是没有过别的可能。1978年，他是郑家庄村少数能念到高中的年轻人。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毕业时他和同学抱头痛哭，一起唱歌、在山坡上合影，徒步到县城的公园游玩。后来，他离大学差了二十分。校长和老师不止一次挽留他任教，他都因为家里缺劳动力，还有薪水微薄拒绝。
录取通知书没等来，却等来了征兵的消息。他顺利通过体检，分到了青海天峻县的铁道兵部队。在连队，他仍然是“高材生”。1981年，义务兵役将满，他又一次被挽留。但他再次选择了离开——听说“复员回地方好找工作”。
次年，他终于得偿所愿，到古交的一个机械化砖厂当工人。他干的是唯一要上手的活儿——出砖，把滚烫的红砖从轨道车上卸下，每天干9个小时。
原本他一直干下去，如今早已是退休工人的身份，但没过几年他就生了场大病，卧床两年，命运再次转向。身体康复了，他也被彻底钉回了农民原本的身份。那条想象中的、通往“公家人”的狭窄通道，在他眼前彻底关闭了。
“情况就是那个情况，你后悔也不顶用。”他后来说起这些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希望破灭之后，成了他嘴里的“瞎想”。
他没能成为孙少平，半辈子的经历早让他学会了认命，对待世界，他回以深深的沉默。
那些被压瘪的表达欲，也挣扎过，只是都悄无声息地败下阵来。病倒的两年，身体被困在炕上，他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仅有的书，在一个笔记本上，抄下能触动他的字句。偶尔精神好时，写写日记。“我认为语言的能力超越一切，它胜过了金钱、力气、权力，这一切一切都需要语言穿过。”“星星向往月亮，我在寻觅知音。”笔迹时而工整，时而潦草。
但生存的力气回来时，这点精神上的喘息就显得多余。那本日记，连同那段试图与自己对话的脆弱时光，迅速显得“不切实际”。
上个月，或者更早，他记不清了，在又一次整理少得可怜的家当时，他把日记本和一堆旧报纸、废纸壳一起卖了废品。“不是要紧的事情。”他这样定义它。过秤，算钱，几元而已。当年看过的书，如今“糊了窗户和柜子”，那是它仅剩的价值。
没有仪式，甚至没有一丝波澜，就像随手掸掉身上的一粒灰尘。他卖掉的，是一部分无用的、过于沉重的自己。他不再是那个病中抄诗的年轻人，只是太原火车站路边，一个等着一天300块活计的老汉。
作文火了后，一位北京的出版社编辑前来拜访。几杯热茶下肚，对方向他提出一个概念：“在农村，能识文断字，有一些文化和见识往往会被称为知识分子。但如果自己没有挣大钱的能力，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，那他们就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，甚至在农村，在家族里都没什么地位。他们内心总是不被理解的，向内求，与自己达成和解，理解并原谅这个世界，是他们生存的一个重要选择。”
“这段话形容你，合适吗？”对方试探性地问。
安三山点头回应。
母亲
大部分时候，安三山的表达，只存在于他那用土墙筑成的堡垒里。
他喜欢给家里的各种物件题字。房前架电线和自来水管的木棍上，贴着毛笔字写的“生活之源”。原本那是“生命之源”，他斟酌后，觉得“生活的内涵比生命更大”，于是换掉。
水井的挡盖上曾写过“井水长流”“井泉长流”，但都不如现在的“细水长流”，“细水长流不仅形容水，也形容生活嘛。”
有时他坐在台阶上，飞机从头顶划过，家在山顶他能看清飞机的颜色。他琢磨着，坐在飞机里的都是什么人呢，它是从哪飞来，又要飞去哪里啊。
他喜欢留意细节，有时大清早会突然指着院子里的一株草，让孩子用手机搜搜，然后记下名字。
“用心记在脑子里。”被问到是不是有随手记的习惯，他摆摆手，“哪还能经常拿个本？那就不是劳动人民了。还用拿笔？那成了啥了。”
安三山家的老屋，墙上贴着他写的毛笔字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摄
直到6月29日这天，因为无法拒绝的1000元，他才在家之外的地方拿起了本和笔，那些埋在心底的柔软细节，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那是一场巧遇。前一天，他干了回300块的活儿，晚上睡得很差，“那天活太重，把人干翻了。”
次日他一睁眼，已经五点四十。平常这时候，他早就吃完早餐，坐上去工地的车了，根本见不着那两个女孩。
她们正在做一个街头挑战：路人可以选择直接拿走100元，或者尝试写一篇作文赢取1000元。前面四五个工友都选了100元现金，安三山没作声，他另有打算。
“我念过高中，有高中毕业证书。”他凑上前告诉女孩，决定“挑战一下”。
纸盒子递到眼前，他伸手在一堆折叠的纸条里摸索，捻出一张，展开——“我的母亲”。
视频里，拿到这个题目时，这个66岁老人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波动，但他在作文开头写下：“重温母亲的回忆，我思绪万千。”
写作在附近的一家空无一人的餐馆里进行，女孩为他准备了一杯冷饮，奉上纸笔。安三山从随身带的红布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，没有搭框架，也没有打草稿，文字像是从笔尖流淌出来一样。
某种程度上，母亲从未真正离开。
他写“天不亮就起，摸着黑才歇”的母亲，写她洗得发白、补丁叠着补丁的衣裳。太原火车站对面的劳务市场上，他也是每天去得最早的那个，工友记得这个“一年四季都在穿劳保迷彩服”的老头，袖口已经磨破开线，但领子总是干净整洁的。
他写家里“那口烧柴火的大铁锅，死沉死沉”，但母亲瘦小的身子总能稳稳端起来。有那么一两次，他在工地上累得抬不起砖时，母亲抬大铁锅的身影真的就出现在眼前，他咬紧牙，又挤出些力气——母亲教会了他“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”，“我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，接着撑下去，撑稳当。”
他写母亲“心善，能容人，跟邻里没红过脸。”在工地，安三山因为个子矮，被工友叫“武大郎”，但他总是笑笑。给大工铲水泥时，他总会留意不要溅到别人身上。
母亲曾是他最大的依靠。8个孩子里，只有他和二哥上学，一个铅笔掰成两半用。家里供不起后，母亲做主让二哥回家，他回到了学校。
六一时，母亲借钱买来白布，踩一整夜缝纫机为他赶制白衬衫。晚上，他点着煤油灯看书，两个鼻孔熏成黑色，睡醒后，母亲已经为他擦去。米少得只能熬汤时，母亲总会悄悄给他留一碗稠的。
生病的那两年，母亲整天围在床前照顾他，给他包最香的饺子，搀着他在院子里散心。自己病好了，母亲却累倒。母亲50岁出头就走了，留给了他这辈子最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就像我的念想一样，一年年总也断不了。”他写下这句最为人传诵的文字。
文章最后，“母亲”换成了“妈妈”，这个压在心底30多年的称呼，终于冲破了沉默。
作文完成，安三山收起现金，抓起他的红布袋，简单答谢后离开餐厅。他快步走向街头，汇入人群，又成了一个只擅长体力活儿的农民工。
最后的缝隙
作文写好后两周，博主把视频传到网上，瞬间炸开。到8月30日，已经有超过900万次点赞、30多万评论。
安三山得到的，除了那实实在在的1000块，从附近市场买了十几斤猪肉带回家，还有受媒体的邀请生平第一次去了北京，似乎再没有别的。
有人建议他开直播，继续写文章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个受苦人。”他用大衣哥举例子：“被人家在村里又围又堵又弄，那叫生活了？我宁愿不要那个钱财。”妻子也有顾虑，见到有人拍照就阻拦：“不要拍。要是发出去，我儿子以后怎么娶媳妇。”
网络上的热闹渐渐平息后，他脱下那件大号T恤和皮鞋，又换上迷彩服，还有儿子穿剩下来的球鞋。早晨五点，他站在院子里打量老屋的墙面，开始和水泥。
他从那栋旧房子进进出出，和儿子往外搬杂物。出汗了，他就敞开怀，肋骨在皮肤下清晰显现。干瘪的肚皮下面，一条红绳穿过裤子，权当腰带。
修整老房子的想法早就有了。他想给墙抹层灰，装个吊顶，地面铺上水泥。这样等亲戚来时，家里也有住的地方。“房子是人的头脸”，他受了大半辈子苦，也想证明自己“算是活出来了”。
如今，两个女儿找了工作，小儿子课余时兼职，能自己还助学贷。经济压力稍减，他立刻行动起来。
在儿子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催家人“快点”，赶着工期，追着生活的节奏。此刻的安三山却细致地打磨着墙面，这次儿子当小工，他当大工。墙抹得不顺利，灰浆一直往下掉。一天下来，只完成了几平方米。
安三山坐在角落抽烟，“不服气。”他看别人干过无数次，真自己上手，却“干得自己都看不过去”。
他有一套自己的标准：墙要修得平整，说话要恰当，形象要干净。更重要的是农民要守本分，劳动是美德，沉默是金。
在这个院子里，子女也继承了他的沉默。面对来者的提问，他们总会瞥向父亲，客气地摆手婉拒。
大部分时间，院子里只有安三山劈砖发出的声响。老房年久失修，墙上出现十多个缺口，抹灰前，要先用砖补平。他举起斧子把砖敲打成想要的形状，塞进缝隙。
最后一块砖补完时，裂口消失在灰浆与砖石中，墙面完整如初，再难窥见内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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